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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6月21日 星期四

癌症病人有快樂的權利嗎?

得了癌症,怎麼說都不是一件「快樂」的事;說它是「痛苦」的體驗,倒不會有人反對。本文希望釐清的是一件像癌症的事;一個癌症病人,在體驗一件痛苦的事的同時,還有沒有追求及獲取快樂的權利?該怎麼做?

 
文 / 鄭春鴻
你快樂嗎?
當有人這麼問你,你直覺上是認為他在問你什麼?
「你現在心情好嗎?」
「你最近心情好嗎?
「你最近有讓你感到開心的事嗎?」
「你最近的生活,基本還快樂嗎?
「你幸福嗎?」
以上只是粗略的描述,事實上,快樂的「溫度計」應該還有各式各樣的「刻度」;抑或說,再多樣的「刻度」,也很難丈量出一個人「快樂的溫度」。
你痛苦嗎?
這樣的命題,和快樂的丈量亦然。
失掉的和得到的都是同樣寶貴
關於快樂和痛苦,洛克(John Locke,1632-1704)說:「像其他簡單觀念一樣,它們不能被描述,也不能被定義;瞭解它們的方法是只能依靠體驗。「快樂和痛苦是人類所享有或遭受的基本體驗,這既被詩人所證實也被生理學家所證實,還得到了經濟學家和神學家、歷史學家和道德家的證實。然而在西方思想傳統中,沒有幾個偉大的作家有自信可以,或已經透過單獨根據體驗直覺,而把快樂和痛苦的屬性或含義說清楚的。」
最近,我重讀馮驥才的《一百人的10年》,一本在文革過了30年後,以一種抒情的喟嘆寫出的傷痕對於「痛苦」有了深刻的描寫,這是我在年輕一點讀它時,被我輕率地滑落的。
該書的<偉大的受難者們>一章中有這一段文字,主人翁提及他寫的一首詩:「『它應當枝葉繁茂的時候卻過早凋落了/佈滿傷疤的軀幹卻支撐著坍塌的天空的一角。』 我知道這詩幼稚。可它是我真實的想法,也是我的信念,我的力量。因此我說,對於我們這一代,失掉的和得到的是同樣寶貴的。我們並沒虛度年華。」
其中他說的「我們這一代,失掉的和得到的是同樣寶貴的」令我低迴不已。其實何嘗只有文革的世代如此,對任何人來說,「失掉的和得到的」也都是同樣寶貴的。只是我們不由自主地會去記得那些「得到的」,正確地說,是那些我們自以為帶給我們「快樂」的;而不由自主地會去遺忘那些「失去的」,正確地說,是那些我們自以為帶給我們「痛苦」的事。

快樂和痛苦是同一事物,只是程度不同
然而,那些快樂的事,一經痛苦的洗禮,是否仍然是我們肯定的快樂?那些痛苦的事,事過境遷,是否仍然是我們肯定的痛苦?恐怕已經不那麼具體了。
洛克觀察指出,無論我們是否一方面把它叫作滿足、高興、快樂、幸福等等,或者在另一面叫作不安、煩惱、痛苦、折磨、苦悶、苦難等等。「其實,快樂和痛苦都是同一種事物,不同只是在程度上。」洛克這麼說。為了更清楚地描述它,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有時用「不快樂」(Unlust)去表示與快樂相對,但又不同於痛苦(Schmerz)的狀態,而「快樂」和「痛苦」在含義上卻與「令人愉快的」和「令人不愉快的」聯繫緊密。令入愉快的經常被稱作「適意的」、「可享受的」或「令人滿意的」。在莎士比亞(William Shakespeare,1564-1616)的戲劇話語體系裏,「喜歡」和「不喜歡」是作為「愉悅」和「不悅」的等量詞使用的。一個對某事物不悅的人,會說該事物「它不讓我喜歡」。
癌症病人有沒有快樂的權利?
對於戚戚於小院陰情的都會男女,「快樂」和「痛苦」,往往只是前一個晚上,或下一次約會「開不開心」的問題;但是對一個生病的人,尤其是生一場像癌症這樣大病的人,在生死交關,面臨與摯愛聚合與分離的困局,已經不再只是開心一下或「鬱卒」幾天的事,而是「情緒的管理」的重要議題。
沒有人會告訴你「壞情緒」或「壓力」會分泌出「毒素」來誘發癌症;不過,任誰都知道「壞情緒」或「壓力」會讓人「吃不下」、「睡不好」、「不想動」、「不想說」…….,而這些對癌症病人來說,都是無形的殺手,它會打擊病人接受治療的信心,削弱病人接受治療的基本生理條件。
得了癌症,怎麼說都不是一件「快樂」的事;說它是「痛苦」的體驗,倒不會有人反對。本文希望釐清的是一件像癌症的事;一個癌症病人,在體驗一件痛苦的事的同時,還有沒有追求及獲取快樂的權利?該怎麼做?
快樂感,不是一種「感覺」
假如快樂和痛苦的感覺,像對顏色和聲音那樣是簡單感覺的話,心理學家早就可能出版像「色彩學」、「聲樂學」的書來,告訴我們在生理學上,視覺和聽覺在不同領域如何出現的問題。
「痛苦」相較於「快樂」,它的生理「源頭」似乎比較容易尋得。事實上,現代生理學研究,確實已聲稱他們發現了適應個別差異的,和壓力、熱和冷的特殊的感覺器官,它們一起構成肉體知覺系統的「痛苦神經終端」。但是否存在有接受痛苦刺激的特殊細胞,或者肉體痛苦是否產生於過於強烈的壓力和神經終端,似乎並沒有證據證明。
快樂感,似乎不應該放理解為一種「感覺」。傳統的觀察所證實,任何一類感覺,包括痛苦都可能是愉快的。不像快樂的組成或發生那樣複雜,痛苦是一種有著自己的感覺器官的一種特殊的感覺,它的分布包括視覺的、聽覺的、嗅覺的等,都可能有痛苦或不愉快的屬性。
快樂是複雜的情愫與構成
快樂感的不確定性,在現實生活中,幾乎天天在發生,我們時刻都在面對,只是沒有去分析及探討。我們反而比較容易從文學中去感受其複雜的情愫如何構成。
在虛構作品的偉大著作中,快樂和痛苦是和情感、欲望,特別是和愛交織在一起的,通常的公式是把痛苦和失戀相連,而把快樂和有情人終成眷屬相聯繫。這個公式在法國意識流作家馬塞爾•普魯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著作變得更為複雜。在《追憶逝水年華》的第一部「去斯萬家那邊」小說中,斯萬對奧黛特的愛只是在他佔有她的時候才是快樂的,更重要的是,只是在他佔有對她的思念的時候才是快樂的。普魯斯特想讓我們相信,只有這種我們深愛的人的思念,對於斯萬的喜憂不定的愛而言,當奧黛特不在的時候是最強烈的。
快樂和痛苦不是相對的
這種情況似乎屬於傳統意義上的經驗。比如洛克說「高興或不適,它們中的任何一個都侵入到幾乎我們所有的感覺和反應的意念裏;而我們的外部感官所具有的感覺幾乎沒有哪樣不能產生快樂和痛苦。」。
這樣理解的話,快樂和痛苦,或者愉悅的和不悅的丶就不是相對的感覺和反應,不像熱和冷那樣,而只是可以被作用的行為所具有的相反的屬性罷了。但也不一定具有快樂和痛苦。就心理學家所說的「情調」或「情愫」來說,有些感覺可能是中立。
從以上的理解,快樂和痛苦既然不是相對的,那麼在痛苦中明顯地,也可有擁有快樂的可能性;正如一個大家都認為應該是快樂似神仙的富翁,可能同時有不足為外人道的悲苦一樣。
言至於此,我們可以宣告,癌症病人有快樂的權利。
癌症病人如何追求「快樂」?
接下來,我們來看看,如癌症病人這樣在身體的健康上,在生命的向度上充滿不確定的人,要如何看待「快樂」?如何追求「快樂」?怎樣使自己真正處在不受剝奪的「快樂」況味中呢?
我們不難發現,追求「快樂」也是一種慾望。達到慾望必有相對的條件,快樂和痛苦(或者喜悅和悲痛)是既可以像其他情感、肉體狀態那樣是激情,或者也可以作為願望的行為。《神學大全》(Summa Theologica)的作者,天主教會認為歷史上最偉大的神學家聖湯瑪斯•阿奎納(St. Thomas Aquinas,1225-1274)說,快樂是一種精神狀態。但是快樂和痛苦似乎表現的是欲望的滿足或挫敗而不是物件的渴求或躲避。因獲得了所欲望的客觀物件,比如食物和飲料或知識等而快樂,比如,可能伴隨著吃與喝的快樂感覺,不等於在慾望快樂本身。
換句話說,癌症病人要在痛苦中追求快樂,當然也可以在牛排和可樂、啤酒之間尋得;但是倘若想使自己長時間真正處在不受剝奪的「快樂」況味中,可能就要去追求精神上的安適與滿足。如果快樂在感覺或肉體快樂的意義上,因僅僅投予欲望的物件就達成滿足,那麼當這些快樂的物件沒有了,不就一定會造成快樂的不足和缺乏嗎?像失去財產等於削弱一個人的幸福了嗎?可見,快樂的內容確實還在物質與外在,有些不花錢的,比如來自信仰的安慰,教會弟兄姐妹的代禱,反而可以讓你「奇檬子」好得很,而且很持久耐用。
「德性」是快樂和痛苦的尺度
癌症病人要在痛苦中追求快樂,還有一件事是非常重要的。每一個心目中的快樂和痛苦究何所指,鐘鼎山林,「有人幸酒,有人幸豆腐」似乎經常也是南轅北轍的。這時,亞里斯多德的評判是一個不錯,可以依循的標準。他說,「德性」是快樂和痛苦的尺度,而非快樂和痛苦是善惡的尺度。他認為苦樂是好生活和壞生活都具有的要素,但是只有「有德性的人」愛好的「快樂」,以及他欣然接受的「痛苦」才被稱作「善」。因為愛好我們應該愛好的;並且憎恨我們應該憎恨的,除了對德性或性格很有影響,也實質構築了我們正在追求的快樂。而德性得之不易,有人畢其一生之功,難修一德,亞里斯多德説:「德性只被那些能以正當方式感受快樂的人擁有。」如今倘在病床上又要如何「乘著德性的翅膀」去追求真正的快樂呢?
我的看法是,要嘛!正好有高人(mentor)走到病榻邊醍醐灌頂,這可遇不可求;要嘛!人的盡頭是神的開頭,向上帝禱告,賜智慧與能力追求永恆的喜樂。
怎樣娛樂才算德性允許的呢?
我們決定要「乘著德性的翅膀」去追求真正的快樂,要做些什麼呢?尋樂和去娛樂,有什麼不同呢?娛樂算不算德性允許的呢?或哪些娛樂是不失德的?哪些娛樂是敗德的呢?
在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傳統中,在古代和現代世界中,有兩種人相互對立,一種人崇拜快樂,即使只是把它當作酒神的狂歡節上被稱頌的小神來崇拜,另一種人棄絕快樂,同樣也棄絕世俗、肉慾、邪惡,甚至不惜荼毒自己的身體,用痛苦來使自己變得貞潔。在這兩種極端形式中這些對比的態度產生了傳統的紛爭,包括:娛樂在人類生活和國家中的地位如何?快樂是否在減輕工作的痛苦中興起必要和恰當的作用?或者它總是一種放縱而給惡打開了後門?看戲劇、聽音樂或聽哪一種音樂和詩歌,公眾節日或參加哪一類的活動,做哪些遊戲和運動是在德性「規範」下的追求快樂呢?

人類對種種娛樂和解悶一直有熱望,人類的心靈往往也是空虛,充滿猥褻的念頭的,以前的西方的國王的快樂在追逐球或野兔上,中國的皇帝也要踢馬球,試圖通過玩樂逃避苦惱有多深。「如果人類可以是幸福的,」法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宗教哲學家帕斯卡(Blaise Pascal,1623-1662),說:「他就更多地寧願保持這種幸福的狀態, 更少地想要轉變。但是人是如此可悲, 即使沒有任何引起厭倦的原因,他也會對他所處的那個狀況厭倦;他是如此沒定性,以至於即使有一千條理由厭倦,最微不足道的事情,像玩彈子球或擊球,也足夠使他愉快了。」
幸福與快樂一定在娛樂中嗎?
在全球的人都把「娛樂」當做人生努力的目標,甚至把它當做「宗教」來追求時,我們來讀帕斯卡的這段話,不妨把它視為「『愚』者千慮,必有一得」吧!畢竟這樣的論調已如韶樂,久而不得其聞了。
我們不妨也把「一鼻孔出氣」的亞里斯多德的說法,也一起領教了。他認為人沉湎於消遣娛樂、另一種理由是「他們需要放鬆」,因為「他們不能持續不斷地工作」。但是「幸福不在娛樂中。如果幸福在娛樂中就很奇怪的,如果目的是娛樂,就會面臨這樣的困境:所有的生活目的都是為了使自己快活。」
重點是當我們從事有趣的活動,似乎「不是為了什麼東西」,單純的「娛樂」嘛!亞里斯多德認為這樣的行為,真能得到快樂嗎?大有疑問。有一部電影《一路玩到掛》(The Bucket List),正在做化療的癌症病人,知道自己剩半年可以活,就跑去高空跳傘、萬里長城倆老騎摩托車呼嘯而過、開著一生乞求的夢幻車款賽車還撞了個稀巴爛、面對旅行中的美色而坐懷不亂、十幾天裡遊遍半個地球,去了印度、法國、西藏、埃及、非洲、香港…最有名的名勝古蹟最好吃的食品美酒佳餚全包了。這樣「一路玩到掛」對他而言,或許真的滿快樂的,但是並不代表他認為的快樂是多數臨終病人心中想望的快樂。
人在「知性活動」中找到的快樂
亞里斯多德說的:「一個有德性的生活要求有所作為的努力」,如果你認為「幸福的生活是有德性的」,就可以推論出「嚴肅的事情比有趣的事情更好, 比那些與娛樂關聯的事情更好」。這種論點似乎比較合理有彈性。
這些關涉到工作和玩樂、痛苦和快樂的思考,把我們導向有關在求知的生活中的快樂和痛苦。這兒似乎沒有根本的爭論,因為傳統觀點在談及所有人在「知性活動」中找到的快樂上論調幾乎一致,至於「痛苦」,西方哲學家的討論就不如東方,尤其是佛教對「痛苦」的討論是精彩的,因為西方哲學家認為在追求真理的過程中無人可以避免「痛苦」的,以此觀點帶過。
癌症病人不是「怪物」,大家都是世俗之人,當我們讀偉大著作,它向讀者提出的問題倒往往是實踐過程中的個人問題,需要由每個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去解決。無論學習快樂的過程在一開始是多麼痛苦,我們的心智恰恰是在這個過程中學會怎樣學習,於是這種痛苦會漸漸減少、消失,這樣,距離快樂也就越來越近了。

2012年4月1日 星期日

第二意見

尋求別個醫師的意見不只是挑戰醫師的雅量與自信。 對病人與家屬也不容易,要因應已夠多,連掌舵的人搞不定不是更人心惶惶嗎?尤其當兩位醫師的意見不一致時, 那就更慘…….

/ 林彥妤 

大堂伯今年快80歲,他不僅是醫術精湛的醫師且義不容辭成為家族中的家庭醫師。印象中,即使是遠房親戚的姻親遇到疑難雜症他都悉心診治。一旦有癌症可疑,他一定立刻放下診所的工作,帶著大隊親友團去找他過去在台大醫院的舊識幫忙且全程陪著做各樣檢查。在他身教的影響下,我們對處於罕見但可能致命的疾病診斷期的親友都不敢輕忽陪伴的重要性。因此看到以下的案例單槍匹馬去看檢查結果的令人傻眼「神勇」。

岳太太因有癌症家族史(小弟英年就因癌症病逝,父母親相繼皆罹患癌症,)因此當她發現左乳有硬塊時,雖拖三拉四最後仍是掛號做細針檢查。好不容易捱過一個禮拜來看檢查,看著別的女性興高采烈手舞足蹈地走出診間,她也心中默禱:「自己有好結果。」當她走進診療室,醫師說:「檢查結果不清楚,需要重做。」她立即愣住,幸好護理師即時問候她:「您還好嗎?」,她才回過神,眼淚倏忽流下來告訴醫師說『沒有勇氣做第二次,緩一緩吧?』 之後,她行屍走肉地去付賬,也不曉得是怎麼回到家。

        癌症致死率歷年來高居要位,再加上病程變化有時連醫師也難以捉摸,因此當懷疑有可能是的癌症時,即使身為醫生都會六神無主了。就像哈佛有名的血液腫瘤科Groopman教授在他的 How Doctors Think (中譯本:《醫師,你確知這樣嗎?》)一書,描述當他因右手疼痛、紅腫,安排全身骨掃描。隨後放射科醫師發現肋骨有些奇怪斑點疑似是癌症轉移的結果。那刻起,儘管Groopman教授接受過那麼多醫學訓練及閱歷,突然變成病人還是被恐懼打敗。最後還是他也當醫生的太太換手掌舵,要他先平靜下來再找第二位醫師。隔日經過一系列X光檢查後,確認肋骨並無病變。另一位放射科醫師則認為前一位醫師過度判讀。幾小時後,他的的胸痛便慢慢消除。因此,不要低估診斷期所背負的心理壓力或不好意思請求 家屬或朋友一起前往和醫師討論病情,確實明白醫師是依據什麼檢驗做診斷。

無論癌症涉及外科手術、放射線治療或是注入高毒性的藥物之化療都皆有其利弊得失,應謹慎評估好具備最高的成功率及最少的副作用的治療方式。有時醫生為了縮短病人面對診斷的不確定之焦慮,就用他的臨床經驗做一個「最糟」情況的假設,如此則不會冒低估病情的危險,讓病人與家屬認為這是最保險的做法。但這樣的作法往往犧牲治療後的生活品質。隨著身體狀況漸趨穩定,人的欲求又不同 (例如:生活品質、外觀的吸引力) 考量又不同, 透過多次澄清才較容易做一個較不會後悔的決定。

Groopman教授的例子,也闡明「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s)」必要性。現代醫學主要依據實証醫學 (eviden-based medicine) 資料做發展,但檢驗結果如何判讀及做出治療的建議,可能見仁見智。

例如一位乳癌倖免者因冰凍肩做X光檢查發現骨頭中有一處陰影。超音波與正子皆未有器官轉移現象,但全身骨描渺、MRI、正子都發現那一部位有反應。

那麼您可以想像醫生的診斷可由判斷為:1)韌帶發炎,2)另一個原發性骨癌,或3)乳癌引發的骨轉移。每一位醫生都有好的動機。猜韌帶發炎的醫師考量是:既然近處器官皆無轉移,會遠距轉移的機率小到可以忽略。癌症病人就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容易恐慌癌症復發。先觀察一段時間,否則真是認真檢查起來有可能大動手術,勞民傷財,又是虛驚一場。推測乳癌引發的骨轉移則是因他多年臨床經驗, 醫學就是有不確定, 誰敢打包票? 還是謹慎點嚴陣以待,不能相應不理。當然有科學家特質醫師則提出除了做病理切片手術外,這些檢驗都不能做最後的診斷依據。因此,病人會商其他醫師的意見,也是讓醫師聽聽別個醫師的意見做專業交流的機會。

儘管病人會商其他醫師的意見有助於病患選擇哪一種治療和醫院照護方式較適合病患的需要。 然而大部分的病人都怕尋求別個醫師的意見冒犯了醫師的權威感,到時候醫師被激怒,輸家還是病人。過去和信醫院秉持「病人為中心」理念, 率先開誠佈公主動與他院分享病理檢查結果,帶動醫師間善性專業交流。透過醫師的相互尊重共同努力為病人找尋最有利的治療建議,使醫療資源得以有效能的運用。否則,病人既使會商其他醫師的意見也不敢在醫師面前提,失去彙整較完整資料機會是非常可惜的社會資源浪費。

        當然, 尋求別個醫師的意見不只是挑戰醫師的雅量與自信。 對病人與家屬也不容易,要因應已夠多,連掌舵的人搞不定不是更人心惶惶嗎?尤其當兩位醫師的意見不一致時, 那就更慘─有時無知也是一種幸福。

如心理學家Lazarus, R. 對即將動手術的病人所做的研究中發現:使用否認並堅持一些錯覺的人,會比那些堅持知道手術一切實情和精確估算癒後情形的人復元得好。使用否認的因應方式的病人可能並不會很想知道手術的情形,縱使他被問起手術的情形,通常也回答說:「我把他全交給醫生處理,他最棒了。」手術之後,他們也很少抱怨不舒服。無能為力的情況時,否認和錯覺的確是有益減少焦慮和促進復元有效的方式。

但有時刻意忽略線索如有些婦女拒絕承認他們的乳房有硬塊可能是癌症的預兆而太遲去就醫,或是在心臟病發作後開始拼命運動以證明自己一點兒毛病也沒有,也不恰當。 因此,當消息複雜度超過您可評估時,您找國內有像梅約診所具公信力的醫院提供病人與家屬做治療利弊的評估。當日後後悔時,可回想當時為什麼這麼選的。旅遊都需專業人士規劃旅程,更何況對健康影響久遠的治療歷程呢?

尤其癌症的治療包括日後追蹤治療, 因而這樣的醫病關係有可能是一輩子之久。「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因此,有人用慎選保姆(三歲定終身)形容選腫瘤科醫師之重要性也不為過。所以找一位關心您且與您較麻吉的腫瘤科醫師是必要而不是一種「龜毛」奢求。

最後,別忘了人性侷限與醫學的不確定性的底線。此時您覺得利弊間的平衡點,不一定下一個階段最佳的考量。 因此,相信/寬容大家都都是就目前擁有的資訊做出最佳的選擇,才不會活在「事後諸葛」的懊惱中。

用愛與希望平衡痛苦

[ 癌症心理學 ]

或許現在的您得知不好的檢驗結果,簡直是晴天霹靂徹底將您擊潰?病痛使您躺在醫院或是臥病在家?或治療無所進展,心想說:「有什麼用?什麼都不會改變?」 即使外在無法改變或做什麼,您內心保有愛和希望的態度就能鼓舞許多在不同苦難中的人!

/ 林彥妤       

自古以來,人皆有許多嘗試控制外界的企圖符合自己的預期。如希臘神話中Procrustead故事:Procrustead強盜狀似好客強拉旅人入內,而後把逮到的旅人硬綁在他的一張鐵床上。若旅人的手腳比床鋪的長度長,他硬將旅人的手腳切斷;若旅人的手腳比床鋪的長度短,他硬拉旅人的手腳長以符合床鋪的長度。當然其結果是血淋淋的。這神話的寓意是人們常試著自己的生活與自己的預設來一致。現今科技如遠距醫療機器人都可做醫療偵測,更加強這樣的氛圍。然而,面對癌症,似乎又把一度潛抑成功的失去掌控之不確定感全盤烘出?

這時運用「全有或全無」法則就像超強吸塵器渾沌狀態的不確定感弄得乾淨俐落, 一切似乎又恢復原來的井然有序。因此,抗癌偏方業者只要吃了鐵鎚硬了心,舉幾個夠炫案例宣告100%療效,則業績一定很亮麗。好心疼您的親朋密友也不喜歡一直懸掛著您的五年存活率是多少,「我要確定100%! 而且就在現在!」因此強勢說服您試各式各樣的處方和古怪的療法,就如連尿不喝都像您選擇自殺一般, 其實他們只是希望您可以活著。

滿遺憾如身為醫師的Bernie Siegel應夠清楚癌症治療具有高度的個人化特性, 每一位癌症病患都面對獨一無二的治療與挑戰。在1988他出版Love Medicine, and Miracles(中譯版《愛、醫療、奇蹟》, 在錄音帶尤其明顯)難跳脫強勢推銷的舉例方式。提醒病人保持「希望與目標」和正向情緒狀態是好的,但說如此就會遠離疾病, 徒增病人壓力與自責。疼痛與對疾病擔心常引發病患無力感,然後推斷病人求生意志不強是無法痊癒的原因,無非強人所難,有誰能隨時做得到?

又如他的「希望與目標」守則真的仍100%阻斷癌細胞擴散嗎?如蘭迪‧鮑許教授 (Randy Pausch, 紐約時報暢銷書「最後的演講」作者) 少有人像他既有理想又有實踐理想的能力吧!癌末時,他不忘鼓勵後進且到國會爭取胰臟癌防治。鮑許教授是有志尚未盡,但他比醫師預測多活半年而不是如Siegel醫師所宣稱照他的「希望與目標」守則,癌症就拜拜。

然而,人除了需要擁有掌握感,其實更渴望親密感。但因親密感需另一人配合,因此不像掌握感可以自給自足而被忽略。如拼命三郎型抗癌之病人和家屬,即使體能的耗竭仍力抗到底,抱持做(控制)些什麼,總比坐以待斃好些?最後當療效未如預期時,可能後悔讓已逝去家人的人生盡程都花在殲滅癌細胞奮戰中,無生活品質可言且加速死亡來臨, 家人也都無心享受親人的同在。

有智慧的美籍台灣媳婦- -喬安娜 (倪安寧,雅文兒童聽語文教基金會創辦人) 親身經歷的智慧頗耐人尋味,分享給病人與家屬參考。喬安娜曾嫻熟化危機為轉機。當二女兒的重度聽損,她鍥而不捨搜遍全球醫療資訊,終於找到「聽覺口語法」。因此不只領女兒進入有聲的世界,也因推廣這學習法,使台灣聽損兒能說話。

當她發現自己得乳癌時,也曾經想逃。但沒辦法逃,她又開始透過因自身的磨難去關懷其他人的苦痛的企畫--捐贈兩輛子宮頸抹片檢查巡迴車,希望更多婦女為自己的健康把關。然而,她的醫生說身體的體能已無法負荷積極性治療,這位化不可能為可能的創意教育家,在她有生最後一次的Valentine’s Day (示愛之日,中譯為情人節較狹義) 寫給她女兒的信中,除了提醒她女兒她對她們的愛,強調生命雖有限,對生命的愛卻是可存留至永恆。喬安娜對不同壓力性質有對應因應方式。

心理適應大師--Lazarus, R.S., & Folkman, S., 在他們的壓力與因應(Stress, appraisal, and coping, 1984)之重要觀念:因壓力性質不同適時地調整因應方式。若是壓力源是可以改變,當然是過河架橋,水來土掩,主動解決再次尋回平衡(problem-directed coping)。若壓力源無法改變,內心保有愛有光明的思想是較切合實際安適的回應之道 (emotion-focused coping)

鮮有人知近代護理學之母─南丁格爾也是老字號的病人。1856年從克里米亞戰爭回來後直到她去世約五十多年,她身體常不好,需臥床保持體力。她家的富有與可以運用的醫療資源依然不能使她免於生病的苦痛。但她卻悟出─對別人生命最大的鼓舞,不是來自自己的成功與歡欣,而是自己長期在窒息的困境中的掙扎。

或許現在的您得知不好的檢驗結果,簡直是晴天霹靂徹底將您擊潰?病痛使您躺在醫院或是臥病在家?或治療無所進展,心想說:「有什麼用?什麼都不會改變?」 即使外在無法改變或做什麼,您內心保有愛和希望的態度就能鼓舞許多在不同苦難中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