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4月1日 星期日

第二意見

尋求別個醫師的意見不只是挑戰醫師的雅量與自信。 對病人與家屬也不容易,要因應已夠多,連掌舵的人搞不定不是更人心惶惶嗎?尤其當兩位醫師的意見不一致時, 那就更慘…….

/ 林彥妤 

大堂伯今年快80歲,他不僅是醫術精湛的醫師且義不容辭成為家族中的家庭醫師。印象中,即使是遠房親戚的姻親遇到疑難雜症他都悉心診治。一旦有癌症可疑,他一定立刻放下診所的工作,帶著大隊親友團去找他過去在台大醫院的舊識幫忙且全程陪著做各樣檢查。在他身教的影響下,我們對處於罕見但可能致命的疾病診斷期的親友都不敢輕忽陪伴的重要性。因此看到以下的案例單槍匹馬去看檢查結果的令人傻眼「神勇」。

岳太太因有癌症家族史(小弟英年就因癌症病逝,父母親相繼皆罹患癌症,)因此當她發現左乳有硬塊時,雖拖三拉四最後仍是掛號做細針檢查。好不容易捱過一個禮拜來看檢查,看著別的女性興高采烈手舞足蹈地走出診間,她也心中默禱:「自己有好結果。」當她走進診療室,醫師說:「檢查結果不清楚,需要重做。」她立即愣住,幸好護理師即時問候她:「您還好嗎?」,她才回過神,眼淚倏忽流下來告訴醫師說『沒有勇氣做第二次,緩一緩吧?』 之後,她行屍走肉地去付賬,也不曉得是怎麼回到家。

        癌症致死率歷年來高居要位,再加上病程變化有時連醫師也難以捉摸,因此當懷疑有可能是的癌症時,即使身為醫生都會六神無主了。就像哈佛有名的血液腫瘤科Groopman教授在他的 How Doctors Think (中譯本:《醫師,你確知這樣嗎?》)一書,描述當他因右手疼痛、紅腫,安排全身骨掃描。隨後放射科醫師發現肋骨有些奇怪斑點疑似是癌症轉移的結果。那刻起,儘管Groopman教授接受過那麼多醫學訓練及閱歷,突然變成病人還是被恐懼打敗。最後還是他也當醫生的太太換手掌舵,要他先平靜下來再找第二位醫師。隔日經過一系列X光檢查後,確認肋骨並無病變。另一位放射科醫師則認為前一位醫師過度判讀。幾小時後,他的的胸痛便慢慢消除。因此,不要低估診斷期所背負的心理壓力或不好意思請求 家屬或朋友一起前往和醫師討論病情,確實明白醫師是依據什麼檢驗做診斷。

無論癌症涉及外科手術、放射線治療或是注入高毒性的藥物之化療都皆有其利弊得失,應謹慎評估好具備最高的成功率及最少的副作用的治療方式。有時醫生為了縮短病人面對診斷的不確定之焦慮,就用他的臨床經驗做一個「最糟」情況的假設,如此則不會冒低估病情的危險,讓病人與家屬認為這是最保險的做法。但這樣的作法往往犧牲治療後的生活品質。隨著身體狀況漸趨穩定,人的欲求又不同 (例如:生活品質、外觀的吸引力) 考量又不同, 透過多次澄清才較容易做一個較不會後悔的決定。

Groopman教授的例子,也闡明「第二意見(second opinions)」必要性。現代醫學主要依據實証醫學 (eviden-based medicine) 資料做發展,但檢驗結果如何判讀及做出治療的建議,可能見仁見智。

例如一位乳癌倖免者因冰凍肩做X光檢查發現骨頭中有一處陰影。超音波與正子皆未有器官轉移現象,但全身骨描渺、MRI、正子都發現那一部位有反應。

那麼您可以想像醫生的診斷可由判斷為:1)韌帶發炎,2)另一個原發性骨癌,或3)乳癌引發的骨轉移。每一位醫生都有好的動機。猜韌帶發炎的醫師考量是:既然近處器官皆無轉移,會遠距轉移的機率小到可以忽略。癌症病人就是「一朝被蛇咬,三年怕草繩」容易恐慌癌症復發。先觀察一段時間,否則真是認真檢查起來有可能大動手術,勞民傷財,又是虛驚一場。推測乳癌引發的骨轉移則是因他多年臨床經驗, 醫學就是有不確定, 誰敢打包票? 還是謹慎點嚴陣以待,不能相應不理。當然有科學家特質醫師則提出除了做病理切片手術外,這些檢驗都不能做最後的診斷依據。因此,病人會商其他醫師的意見,也是讓醫師聽聽別個醫師的意見做專業交流的機會。

儘管病人會商其他醫師的意見有助於病患選擇哪一種治療和醫院照護方式較適合病患的需要。 然而大部分的病人都怕尋求別個醫師的意見冒犯了醫師的權威感,到時候醫師被激怒,輸家還是病人。過去和信醫院秉持「病人為中心」理念, 率先開誠佈公主動與他院分享病理檢查結果,帶動醫師間善性專業交流。透過醫師的相互尊重共同努力為病人找尋最有利的治療建議,使醫療資源得以有效能的運用。否則,病人既使會商其他醫師的意見也不敢在醫師面前提,失去彙整較完整資料機會是非常可惜的社會資源浪費。

        當然, 尋求別個醫師的意見不只是挑戰醫師的雅量與自信。 對病人與家屬也不容易,要因應已夠多,連掌舵的人搞不定不是更人心惶惶嗎?尤其當兩位醫師的意見不一致時, 那就更慘─有時無知也是一種幸福。

如心理學家Lazarus, R. 對即將動手術的病人所做的研究中發現:使用否認並堅持一些錯覺的人,會比那些堅持知道手術一切實情和精確估算癒後情形的人復元得好。使用否認的因應方式的病人可能並不會很想知道手術的情形,縱使他被問起手術的情形,通常也回答說:「我把他全交給醫生處理,他最棒了。」手術之後,他們也很少抱怨不舒服。無能為力的情況時,否認和錯覺的確是有益減少焦慮和促進復元有效的方式。

但有時刻意忽略線索如有些婦女拒絕承認他們的乳房有硬塊可能是癌症的預兆而太遲去就醫,或是在心臟病發作後開始拼命運動以證明自己一點兒毛病也沒有,也不恰當。 因此,當消息複雜度超過您可評估時,您找國內有像梅約診所具公信力的醫院提供病人與家屬做治療利弊的評估。當日後後悔時,可回想當時為什麼這麼選的。旅遊都需專業人士規劃旅程,更何況對健康影響久遠的治療歷程呢?

尤其癌症的治療包括日後追蹤治療, 因而這樣的醫病關係有可能是一輩子之久。「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 因此,有人用慎選保姆(三歲定終身)形容選腫瘤科醫師之重要性也不為過。所以找一位關心您且與您較麻吉的腫瘤科醫師是必要而不是一種「龜毛」奢求。

最後,別忘了人性侷限與醫學的不確定性的底線。此時您覺得利弊間的平衡點,不一定下一個階段最佳的考量。 因此,相信/寬容大家都都是就目前擁有的資訊做出最佳的選擇,才不會活在「事後諸葛」的懊惱中。